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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伟志:我所知道的上海社联六十年

发布时间:2019-08-02  来源:摘自《世纪》杂志2019年第4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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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海市社联筹备于1956年,成立于1958年。1958年政法、财经两校,外加中科院在沪的经济、历史所,以及复旦法律系四个单位合并为上海社会科学院。这样就有条件抽一部分教师组成市社联。我的好多老师和同学都被调去了市社联。我毕业后留在社科院学习室(原全名为“毛主席著作学习室”,后改称“学习室”“研究室”),我们的室主任由副院长庞季云担任,他同时也是社联领导成员之一,经常带我、派我去社联。社联迁过好多地方,每一处我都去过。1967年1月,即“一月革命”后,我所在的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食堂被砸掉了,我便到高安路63号的社联食堂搭伙。尽管社联已分成两派,但两派都有我的老师和同学,他们同意接纳我。我天天目睹他们的揭发、批判和斗争。我并不系统地、完整地了解社联,却或多或少地从一个侧面观察过社联。

  对社联60年的历史,我难以查阅资料,这里仅凭印象,觉得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大的阶段。当然,有些大的阶段还可以分出若干小的阶段。

  艰苦创业阶段(1956至1960年)

  筹备开始时,中国的学术生态环境极好。继“百花齐放之后,毛泽东又吸收了陆定一等人的“百家争鸣”一说,形成了党的“双百”方针。在“双百”方针指引下,作为未来社联先声的《学术月刊》上,有关“商椎”“对商榷的商榷”的论著层出不穷,学界生动活泼。可是,1957年来了个“反右”,有关方面把有可能担任社联主要领导的学部委员沈志远打成了“右派”,还有些《学术月刊》的作者,在他们本单位被揪斗后,《学术月刊》也不得不跟着反戈一击,再击,一期又一期地花费版面连续批判自己刊物的骨干作者。以致社联成立的筹备工作只能延迟。1957年底“大跃进”,1958年来了个“思想大解放”,从全国范围讲是解放过头,成了浮夸。不过,上海的学者解放而不浮夸,于是社联在思想解放声中应运而生。随着浮夸而来的国家贫困,又给欣欣向荣的社联带来经费上的极端困难。我记得社联办的《学术月刊》的纸张很差,《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文摘》纸张更差,纸张上竟有沙粒,用手触摸沙粒会掉下,掉一颗沙粒就少一个字。我遇到需要保存的文章,无奈何只好在沙粒脱落的地方用钢笔写上掉的是什么字,有时一页会掉好几颗沙粒,就要补写好几个字。社联工作人员生活的困难程度就不用说了。社联里的老同学常同我讲吃不饱的故事。有一次,我周四在市委农场劳动后,农场给每人一大碗毛豆角,我拿回来跟老同学分享得有滋有味,比今天吃山珍海味还要开心。政治运动给社联带来艰苦,经济拮据给社联带来艰苦,因此我把社联的第一阶段称作“艰苦创业阶段”。尽管苦中有乐,尽管大多数社联人是以苦为乐、兢兢业业的,但艰苦是毋庸置疑的。

  稳步前进阶段(1961至1966年)

  1961年中国经济开始复苏,尤其是中央“七千人大会”以后,人们敢批评上边了,学者也敢于争鸣了。记得我参加过社联对李平心“生产力论”的批判,人家批他一通,他会反驳好几句。当时有位讲师(后来任市委党校副校长)批他。他说:“小同志!你马列没学好,马克思还有一句是对你发言不利的……”接着,他念出马克思的原话来。这种既允许批评又允许反批评的做法是正常的,是学术探索的需要。当然,站在今天看,那时的火药味能再淡一点会更好。从总体上看,60年代初的社联是推动上海学术繁荣的动力,是促进学术稳步向前的巨大推动力。社联当时与科协共用科学会堂的所有会议室,社联经常在科学会堂组织学术报告会,仅仅是我听过的就有不少。我听过周予同讲经学,听过周原冰讲道德学(周不同意称“伦理学”),听过北京黎澍讲史学,听过厦大王亚南讲经济学,还听过阿根廷研究马哲的学者讲哲学,如此等等,对我这样一个幼稚的青年长知识、增见识大有益处。再就是那时社联注重培养青年,为青年树立榜样。社联让我在社科院工作的学长,以“青年理论工作者代表的名义参加各项重大活动,以资鼓励,受到欢迎。

  惨遭毁灭阶段(1966至1976年)

  “文革”初,社联勉强还能运转。1966年夏初,中共上海市委点名批判了文化界的8位“反动文人”,其中有3位是社联成员,他们是周谷城、周予同、李平心。这下砸了锅,同时也引发社联后院起火,机关内部起来造反。社联秘书长曹漫之首当其冲,《学术月刊》主编王亚夫、《文摘》主编周煦良等每天都要被造反派斗几场。曹漫之是我老师,几次见了我都装不认识。有次他在拔草,旁边没人,我喊了声“曹老师”。他一句客套话也没说,就直截了当地讲了句:“告诉你师母,我很好。”我还想说几句,他说:“你快走,有人来……”其实,社联机关离曹老的家不过几十米。造反派不许他回家,也不许家人来看他,“形势”严峻到如此地步!我连忙到他家门口的邮局里站了站,看见后边没有“尾巴”,再上三楼他家敲门,把曹老师的话向师母转述下,又宽慰她几句。1968年冬,“柳河五七干校”的经验发表,各机关、各部门、各团体统统走“五七道路”。市直五七干校设在奉贤县奉城镇南,而我们华东局的五七干校设在奉贤东南部、与南汇交界处。有次我背纤,用船到市直五七干校附近运毛竹为干校盖房子,看见七八位我所崇敬的老师正在铺路,拖着一米多高的压路机把石子压平,心里很不是滋味。社会上以做过“抗大学生”“红大学生”为荣,在拉压路机的老师中有位李培南,他是社联第一副主席兼党组书记,他不仅当过延安抗大的老师,还当过红大的老师,怎么还不解放他呢?据我了解,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提出“给出路”,不少自然科学家在被打倒了一阵以后,已经或多或少地恢复了工作,为什么从事社会科学的大师还在拉压路机,不能接触书本?我们小人物不足道也,那些在学术上做过贡献的老师怎么还不给他们出路?不久,我又听说我那当过红大老师的李培南老师在五七干校因为在对“资产阶级法权”的解释上,与当时流行的套话不一样上了内部简报,挨了批斗。这让我几乎彻夜不眠,辗转反侧,回想李老1960年在陕西北路186号同我们讲的一个故事:在张国焘图谋不轨时,李老师在四方面军讲课,张国焘派人监听,打小报告。如今与那时何其相似!严酷的现实促使我开始思考一个问题:是不是“自然科学保险,社会科学危险”呢?没有出息的我忽然萌生离开我所热爱的社会科学去改行的念头。在这次见到社联老领导一年以后,适逢毛主席提出研究“四大起源”,我进了上海市写作组的自然科学组,研究起天体、地球人类起源来。

作者:邓伟志     责任编辑:张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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